《金融时报》记者：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提出了新要求。请问我国制造业转型的方向是什么？
赵剑波：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整体规模看，继续保持适当产业规模和增长速度。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增长速度和总体规模的要求，规模与速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制造业一定要避免“空心化”。在注重增长质量的同时，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调整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十年来我国虽然保持着制造业领头羊的地位，但是能否继续保持并不确定。因此，保持高质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规模与速度，我国制造业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和规模优势，绝不能采用限制工业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
二是从发展动力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升级方向。创新要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与制造业融合，也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从国际发展趋势看，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传统制造业的产品、模式和业态，正在催生许多新的产业领域。在新时代，当务之急是不断落实《中国制造 2025》，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水平。
三是从产业体系看，不断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产业、企业、产品三个层面。从产业角度看，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努力解决制约我国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关键技术、成套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主要短板，使我国制造业整体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从企业角度看，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业。在新一轮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加速培育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能够有效整合全球资源、主导全球制造市场、引领国内产业发展方向的世界一流企业。从产品角度看，我国企业需要制造出更多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创造出更多世界著名品牌，生产出具有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进而提升产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能力。
《金融时报》记者：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我国目前具有哪些优势？还有什么短板需要补齐？
赵剑波：我国制造业最为突出的优势是产业规模优势和产业生态优势。一是规模优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首先是产业大国，已经构建起了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其次是产品大国，在500多种主要的工业品中，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再次是企业大国，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成长起来一批具有国际规模的大型企业，世界最多的中小企业；最后是贸易大国，我国还是世界工业品出口第一大国。各个口径的指标都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综合实力进一步显著增强，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加强。二是产业生态优势。按照钻石模型理论，国家的竞争优势体现在生产要素、企业战略、市场需求、相关行业的支撑四个方面。从发展态势看，我国实体经济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生态，通过与新兴科技的融合，能够有效支撑创新模式和创新产业的涌现。以小米手机为例，其经营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国内智能手机行业的社会化分工和高效率的价值链协同。2017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用户数量和需求规模，更加能够孕育出许多原创性的创新模式和产品。
但是，从制造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核心技术拥有、关键零部件生产、所处全球价值链环节、高端产业占比等各方面衡量，我国只是制造业大国而不是制造业强国。具体而言，从核心技术看，产业高端化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不足。“工业四基”能力有待提高，关键设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性软件对外依存度过高，制造业“缺芯”“少核”“弱基”问题突出，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从产业组织看，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不高，优质优势企业数量少，尤其缺乏在全球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和具有掌控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我国的世界500强入围企业，多数属于电力能源、工程建筑及金融保险企业，制造业企业数量不多。从产品质量看，我国制造业低端产品数量大，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升级的市场消费需求。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较低，制造精度和产品使用寿命与国际跨国巨头生产的同类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金融时报》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是否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我国制造业下一阶段的发展，您有哪些建议和想法？
赵剑波：2016年，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先进制造战略，构建美国制造业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当然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也不用妄自菲薄。一方面，美国出台“再工业化”战略正是出于对其曾经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丧失竞争力的担忧。产业空心化是美国实体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也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应该极力避免的陷阱。另一方面，要想通过制造业回归重构健康的制造业产业生态也并非易事。工业有它自身的发展演化规律，从工业化发展经验看，再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全球制造业中心在中国。举个例子，在美国硅谷，“华强北”三个字可以说为广大创新型企业所熟知，硅谷企业的创新概念，需要华强北的工业设计，而每一个华强北的模具设计企业背后都有几家珠三角的制造工厂在支撑。这就是制造业的创新生态，仅仅依靠某个企业或者某些企业的回归，很难构建起完善的产业生态。
《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规划已经描绘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蓝图。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制造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高点。未来，中国企业一定要抓住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发展方向。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工业产品产量高度集中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大国，虽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速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但仍没有失去制造业的优势，仍然占据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必须走环境友好、高附加值创新引领的模式，否则随着欧美国家加强“再工业化”，我国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形势。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畅则实体兴。在制造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金融的作用？
赵剑波：金融要素是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保障与持久动力。金融是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依靠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实现协同发展。
一是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实体经济是金融等虚拟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金融业要降低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在没有经济管制的背景下，只要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低于虚拟经济，社会增量投资和存量实业资本均会转向虚拟经济。当“以钱生钱”而不是“以物生钱”时，经济泡沫也就越来越大，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就会来临。我国经济发展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导向和关键，就是动态调控虚拟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促进金融活动和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因此，这两年来中央亦多次强调提振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让金融业回归本源。对于行业的变局，回归本源也意味着行业的收缩，银行业缩表、信托业回归主动管理、基金子公司业务收缩，金融业的“寒冬”或许能为实体经济带来“暖春”。
二是培育金融与工业融合发展。近些年，实体经济总体投资回报率较低，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和服务不够。虚拟经济倾向于偏离实体经济，在体内自我循环，造成在货币投放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发展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从体制机制上扭转“脱实向虚”趋势，形成工业和金融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破除金融业高收益对实体经济高端要素的“虹吸效应”与对实体经济创新的“破坏效应”，迅速着手建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是通过金融创新推动实体经济。一方面要重视金融政策创新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重视金融体系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因此，金融创新应立足于实体经济，精准解析客户需求，尽可能地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为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资本市场的成熟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科技创新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支撑作用，以独角兽、隐形冠军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企业群体正在形成。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中，大多数的创新型企业都获得过各种风险投资的支持。因此，深化产融合作，可以瞄准新能源、新材料，或者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设立一批创新产业基金，引导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加强对新兴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支持。